2017年岁末的一天，电话铃响起，是母校商丘师院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学妹打来的，语气中满是真诚和执着，要约一篇稿子，讲讲校友故事。时值期末，大会小会，总结汇报，检查与被检查等，真有些分身乏术。但这些年来，无论身在何方，对于母校的旨意，向来是坚决执行，尽管忙得焦头烂额，但还是努力抽出时间，静静坐在桌前，开始梳理思路。

真的感谢这位小学妹的执着，感谢母校的创意安排，让我于匆匆的前行中停下脚步，辟出一块安静的时间，回忆26年前那段难忘的历程，重新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检视自己的成长。

我于1989年考入商丘师专，91年毕业，先入中文系，后调入英语系。那时候，还是一个20岁左右青涩懵懂的小伙子。在学校里，我们享受着伙伴们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周末食堂看电影、一起玩耍甚或一起逃课的欢乐，享受着知识的琼浆，享受着老师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关爱。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纯净而美好的大学生活，也收获了终生难忘的师生情、同学情。每念及此，内心总是充满了无尽地感恩和敬畏。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史厚敏，英语系一位博学仁厚、热情慈祥的亲和长者。记忆中的她衣着朴素，始终面含微笑。对学生没有一点架子，只有亲人般的关爱和照顾。她是我们的老师，但生活中更是我们的朋友、姐姐和亲人。当时，女儿尚幼，爱人（张老师）身体不好，史老师既要工作，又要抚育女儿，照顾爱人，她家境并不宽裕，但只要得知学生有困难，她总能解囊相助。她让孩子喊我们叔叔、阿姨，还经常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做客，亲自下厨给我们这些馋猫们改善伙食。那时的我们，团团围坐在史老师家里茶几四周，享受着美食，简陋的小屋里阵阵欢声笑语，至今仍回荡在脑海。

(史厚敏老师)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么一天，在校园（现在的老校区）的主干道上，我从外面回来，正巧遇上牵着女儿散步的史老师。交谈中她看我不停地咳嗽，关心的问我: “咋了，吃药没有？”我顺口答了句“没事”。当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同学告诉我说，史老师来看你了。我一时惊呆了，史老师真的带着女儿来了我的宿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不经意的一个回答史老师竟然放在心上，怎么都不会想到史老师居然特意带着孩子来宿舍看我了，怎么都不会想到史老师居然送来了专门为我买的药。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如何地激动，也不记得我是否落泪了，但我清楚的记得，那药名是乙酰螺旋霉素。服用了它之后，咳嗽很快就好了。师专两年，史老师对学生们这样的关怀，真是不胜枚举。这样的关心并没有因为我走出校门而消失，毕业后我参加工作，在商丘日报社印刷厂当了一名校对工，收入菲薄，生活拮据，有一次得知我感冒，史老师又一次亲自带着她的女儿把药送到了印刷厂。我难以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出这样的事情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只知道，后来我作为一名教师，在我和学生的交往中，类似的事情也同样发生了。有一年的教师节前后，我打开信箱时，发现了一封包装精美的贺卡，里面附了一封信，信中写着：“敬爱的张老师，我已经毕业几年了，也许您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您送给我的药我一直保存着，没舍得吃……”读着信，我又想起了我的学生第一次在校门口接到我递给她的感冒药时，那激动的不知所措的表情，而这一次的信，就是来自这个学生，她是一位非常内向的女孩，由于家中重男轻女，父母不和，她很少受到家庭的关爱，这次我没有见到她，但从她的字里行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当年由史老师播下的那颗爱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学生那里生根、发芽、传播。

史老师对我的关爱，不只是只在学校，毕业后一如既往，说也说不完。我只知道每年的教师节，我一定会打个电话给她，风雨无阻，至今已经26年了。记得99年的一天，我儿子在农村老家要过满月，我和父亲置办完待客的东西回到家，天已经全黑了。那天是9月9日，教师节的前一天，而每年的此日的晚上，我都会打个电话给史老师的。但那时我们农村老家没有通电，更不要说电话。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去镇上给老师打个电话。我家距镇上十里，土路，坑洼不平，。父亲心疼儿子，二话没说，不顾一天的劳顿，拿上手电筒，骑辆自行车，载我沿着乡村土路，抹黑直奔镇上。就这样，我和父亲一起给老师送去了教师节前的问候，似乎只有如此，我才能心安。

多年师生成亲人，母校永远是我家。母校让我懂得了爱，学会了感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商师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不太讲究吃和穿。吃苦耐劳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迹。物质匮乏的岁月里，我们享受着属于我们的青春和欢乐，至今，一幕幕镜头仍回想于脑际：吃饭时，我们拿着学校公寓统一配备的黄瓷碗和圆头长勺子，叮叮当当走向食堂，那时的学生食堂是没有桌凳的，打完各自的饭菜，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或蹲、或站、或坐，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其乐无穷。还记得我们最喜欢改善生活的地方是靠近教师食堂旁边那个卖羊汤的小铺子，一碗羊肉汤，尽管羊肉只有寥寥几块，但洒上几滴香油，放上些许香菜，胜过山珍海味。那时的课余生活也很简单，能偶尔看上一场电影就很满足了，每到周末，学校总会给我们放电影，中午吃饭时，食堂里的小黑板上就预告着本周放映的电影名字。周末的傍晚，我们各自带着凳子，怀着期待赶往刚刚打扫好的食堂里看电影，有时放映地点也会转移到文科楼前的大操场里，荧幕被风吹的摇摆不定，我们却依然聚精会神，自得其乐。那时的校园生活，看似清苦，但学子们心中有追求、有期待，不抱怨，不颓废，眼里饱含希望，心中充满阳光。商师文化已无形中浸润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我们的无形财富。多年以后，当我面对实际生活的挑战时，我才清楚的意识到，母校赋予我的乐观、向上的力量。

那是2005年的7月，我博士毕业到首都师范大学报到，当时举目无亲，双眼茫茫，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找到安居之所是第一要务。初到北京，先在一间地下室租了张每天缴纳十五元费用的床铺暂时栖身，那个地方非常偏狭，连唯一的通讯工具小灵通都没有任何信号。那时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穿行于西三环北路周边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住处，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脚上打血泡的镜头在我的脚上都一一落实。一天正午，在去往八里庄找房的路上，暴雨突然袭来，躲闪不及的我瞬间被雨浇得浑身湿透，但老天爷好像又有所悔过要来帮我似的，很快就又晴了天，开始暴晒我那身上被它淋透了湿透的衣物。于是，甩甩头，看看天，继续找房。最令我难忘是，在一次找房的过程中，我刚在一个家属院楼房的墙上匆忙贴上求租信息，就被尾随而来的保安抓个正着，他一边呵斥我，一边粗暴地夺我手里装着求租信息的袋子，把掏出来东西往外撒，我一边努力护着一边说着好话，几个回合僵持不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便使出了杀手锏，哈哈，特管用。我警告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被我的话镇住了，停手问我是谁。我故意加重语气说，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是博士，我知道你在保安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我却还要为自己找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四处奔波，我知道在北京创业的艰难，也有心理准备，像我这样身份的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比如现在，在北京还有很多很多不如我的人，他们要为了生活而拼命克服各种困难。小伙子，如果您能帮上别人您就帮，如果不能，至少不要在您这里让那些打拼的人雪上加霜。小伙子显然被我说动了，他松开手，弯下腰，主动帮我捡起被他刚刚扔掉的信息条，还特意要了我的联系方式，说是一有消息就告诉我。

这些过去的经历，不仅刻在我的记忆里，还在后来解决棘手问题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是我在北京入职第一年做班主任的时候，一个父亲因为自己的女儿与学校的保安发生了矛盾，认为女儿受了委屈，不依不饶，最后学院把我喊了过去，我给女孩的父亲讲了我那次找房的故事，以我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什么是委屈什么是财富，什么才是真正的成长，让他思考一下是希望女儿永远在父母的保护之中还是克服困难真正成长，就这样，事情顺利地解决了。

（参加中共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

九十年代初的商丘师专，实行的还是两年学制。虽然只是短短两年，我却不仅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智慧，还收获了关爱，收获了感恩，收获了面对艰难的从容与乐观，更收获了不断上进的力量。这力量源自课堂上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殷切期盼；源自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同学们的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源自运动场上无数个矫健身躯的奋力拼搏、挥洒汗水，源自校园里那饱含生机的初升的朝阳和早春的新绿。一句话，它源自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商师魂。

立志考研，是我在师专读书时就曾萌生的念头。毕业进入印刷厂工作之后，这种渴望愈加强烈。四年后，我终于如愿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硕士研究生。讲起我的考研经历，总是要提及三个人，在心底里深深致谢。一位是我故事开头写到的史厚敏老师，是她在我准备考研最迷茫的时候，帮我联系正在河南大学读教育学研究生的一位学姐，为我廓清专业方向，也让我从此与教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位是赵培远，我的师专同学，也是我的好兄弟。

（我与赵培远）

我决定考研时，他已是宁夏大学中文系的一名研究生。我考研的关键阶段，几乎每周都会收到他的来信。那些内容至今记忆犹新：“研究生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我在研究生的队伍里，已清晰地听到了你前进的脚步声，近了，近了……”这声音成了我前进的号角和力量。第三个人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长者。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天气闷热，一位老人手里摇着蒲扇从印刷厂家属院走出来，看到我当时正打着赤膊，背对着通往家属院的小路，专心致志地趴在一张破桌子上，一边读书一边写划，头顶上是一盏用细木棍撑起来的小灯泡，那灯泡是从我与人合住的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的窗户里引出的，灯泡周围是一圈圈的蚊虫飞来飞去。紧挨着就是城市的大马路，路边许多年轻人正在猜拳行令、打牌玩耍，老人也许是看到了这种强烈的对比，深受触动，轻轻走到我身边对我说道：“小伙子，你真了不起，这么闷热的天，别的孩子都在玩耍，你却在读书，如果要坚持下来，你会很有出息。”我当时并没有看清老人的模样，但他的话却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心里的一线光亮。这仅仅是我的考研学习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方式几乎成了我除工作之外的生活常态。

硕士研究生毕业四年之后，继续向上的信念激励我再次攀登，我又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教科所的博士研究生，这也成为当时商丘一个小小的轰动事件，对此，商丘日报社《京九晚报》以《博士张增田，勇走上坡路》为题，对我的求学经历进行了整版报道，以激励商丘的有志青年。进入博士阶段，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每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我也始终牢记初心，带着母校赋予我的精神，格外珍惜每一寸求学时光。西南师大对博士毕业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在学校指定的教育类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文章，才有资格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而当年全校的37位博士生中只有7人完成这个条件并通过答辩如期毕业，我即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天道酬勤，而我的勤奋和上进，都离不开当初母校的滋养。

2005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婉谢了导师邀我留校的美意，只身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再次扬帆起航。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就破格晋升副教授，紧接着实现了硕导、教授、博导的学术进阶。今天，我深深感念商师——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并将怀揣那份不畏艰难的勇气和乐观向上的力量，带着母校给予我的一切，心怀感恩，向着阳光，一如既往，继续前行。

    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